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腾格尔的《桃花源》:艺术天性的护持与委弃

发布于:2014-04-02  点击率:2525  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  字体大小:  

 

那时的腾格尔是自信的,相信自己的“艺术个性”比“市场利润”的威力更强大,甚至可以泰然面对市场的“冷遇”,护持自己的艺术真诚。可惜的是当市场“冷遇”真的到来时,这位蒙古族汉子却抵挡不住了,终于放弃了自己的艺术天性,以“贱贱的萌态”恶搞中华民族的伟大诗人陶渊明,顺应“市场营销”与“大众消费”,换来自己的“热遇”。

依然是那个腾格尔,依然是那个人们熟悉的撕心裂肺、呕心沥血的演唱姿态,歌唱的内容却与以往迥然不同:一个扮作渔夫的老男人闯入传说中的“桃花源”,这个“桃花源”已经不是陶渊明那个民风古朴、世道淳厚、“相命肆农耕”、“衣裳无新制”的乡村,而成了美女如云、艳歌冶舞的夜总会。老渔夫也忘记了自己的本分,一味陶醉于脂粉堆里,搔首弄姿、打情骂俏,“捕鱼”变成了“渔色”。一些网友在追发的帖子里拍案惊奇:原本是“武陵人误入桃花源”,在腾格尔这里变成“猪八戒乐闯盘丝洞”了!

  腾格尔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歌唱艺术家,一位独具艺术天性的民族歌手,一位坚守民间立场的原生态歌手。他以过人的天分与勤奋,创作出诸如《天堂》这样的优秀歌曲,获得海内外千百万听众由衷的爱戴。记得当初在台北演唱《天堂》时,曾如晴天霹雳般震撼了海峡彼岸炎黄子孙的心,引发歌坛一片赞美声。十年前,他还曾撰写并出版了《天唱》一书,真实生动地表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艺术理想,在这本书中,内蒙古大草原不但是他歌唱艺术的土壤,也是他作为一位歌手存在的天性与天命。

  在沉静数年之后,于中华马年来临之际,腾格尔这匹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脱缰之马再次引发歌坛风暴,但这次却不再是“天唱”,而是以他自编、自唱的一首“神曲”《桃花源》。我没有到过演唱现场,只是从视频中看到,依然是那个腾格尔,依然是那个人们熟悉的撕心裂肺、呕心沥血的演唱姿态,歌唱的内容却与以往迥然不同:一个扮作渔夫的老男人闯入传说中的“桃花源”,这个“桃花源”已经不是陶渊明那个民风古朴、世道淳厚、“相命肆农耕”、“衣裳无新制”的乡村,而成了美女如云、艳歌冶舞的夜总会。老渔夫也忘记了自己的本分,一味陶醉于脂粉堆里,搔首弄姿、打情骂俏,“捕鱼”变成了“渔色”。一些网友在追发的帖子里拍案惊奇:原本是“武陵人误入桃花源”,在腾格尔这里变成“猪八戒乐闯盘丝洞”了!

  然而,腾格尔的《桃花源》尽管如此不堪,沉寂数年的歌手腾格尔毕竟再次“火爆”起来,甚至还登陆万目仰视的首都“春晚”,尽夺舞台下的眼球。

  对于从“草原歌王”到“风月花痴”的变脸,据说腾格尔自己尚能坦然、淡定。而我颇感痛心。腾格尔是在以他多年来在中国歌坛积累的感召力做赌注,在人们的不经意间巧“赢”一把。他得到的或许是一笔丰厚的利润,失去或将要失去的是自己的艺术本色、艺术天性、艺术良知,终将失去的还有他在歌唱艺术领域那一精粹、厚重的席位。按照某些网友的说法,那是“自杀式的卖萌”。至于买方,据说是某一财大气粗的旅游公司。

  艺术与市场、歌唱与金钱,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。

  从一部音乐文化史看,最初的歌唱与金钱并无关系,如《诗经》时代先民讴歌的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,完全是天性的自然流露;孔夫子在暮春时节带领他的学生们在沂水之滨踏歌而行,完全是精神境界的自在散放。而到了后来,唐代教坊歌舞、宋代的勾栏瓦肆、明代的青楼妓馆,歌唱已经与货币建立密切关系。到了现代商业社会,金钱甚至开始统领艺术,如同法国音乐评论家J·阿达利所言,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,音乐艺术基本上成了一个操纵与推销的产业,其功能是去制造消费者。“现今,哪里有音乐,哪里就有金钱。音乐从无形的快乐变为商品,预示了一个符号构成、贩卖无形物质的社会的到来,而金钱主宰着此社会的关系。演艺事业、明星制度、令人目不暇接的畅销曲,代表着一个深化的制度上与文化上的殖民。”

  从积极的方面看,在金钱的激励下,在现代科技的装备下,歌唱艺术不断开拓疆界,推出一拨又一拨为民众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,但仍然不能在艺术与金钱之间画等号,歌唱与货币、艺术行为与市场经营,毕竟属于不同的领域。按照德国哲学家G·西美尔的说法,市场的精神是“算计”(rechnende calculative),艺术的灵魂是“天然的情感”、“独立自主的个性”。货币以残酷无情的客观性衡量一切对象,任何偏重情感的自然流露都已被一种客观理智的算计所取代,而“艺术品的这种自主性指的是它表达了一种主体的心灵统一性。艺术品只针对一个单独的人提出要求,但是它要求他的全部,直到他灵魂内心的最深处。”精明强悍的市场在为艺术推波助澜的同时,往往也腐蚀着艺术、扭曲着艺术,甚至扼杀掉一个艺术家弥足珍贵的艺术天性。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不能不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。

  对此,十年前的腾格尔是清醒的,他在他的《天唱》一书中曾真挚地做出这样的表白:是否要对音乐抱有敬畏之心,是一个歌手最重要的心灵教养。这种“敬畏之心”就是要能够意识到滚滚红尘之外还有悠悠上苍,即所谓“三尺之上,必有神明”。这是一种庄严的敬畏、崇高的虔诚。他的蒙古族兄弟评价他说:“祖先把灵魂栖居于腾格尔的嗓子或心里,让我们的目光能够穿透工业污染的烟雾瞻望故乡。”腾格尔自己还深情地说:“想想风吹草低见牛羊吧,在上天的眼睛里,我们,我们全体,难道不都是些与风、与水、与草共生的牛羊?”也正因为他歌唱艺术中的这些罕见的“庄严的敬畏”与“崇高的虔诚”,腾格尔方才在当下熙熙攘攘的中国歌坛上占取了这一独特的地位。

  对于市场与歌手个性之间的冲突,十年前的腾格尔也曾经持有一定的警觉,他在他的书中写道:

  “在一定阶段上,所有的流行歌手都会程度不同地感受到个性和市场的矛盾冲突,只不过各有因应、各行其道。如果说我的因应之道不够大众化、商品化,没有表现出能随时适应市场变化的敏锐和柔软性的话,那决不是我不想这么做,而是因为我做不到。

  我的艺术个性比我的意志更强大,它仿佛不受我的控制。既然认清了这一点,我就必须泰然面对市场可能的‘冷遇’。我得学会一方面与我那过强的个性和平共处,一方面气定神闲地为它买单。”

  那时的腾格尔是自信的,相信自己的“艺术个性”比“市场利润”的威力更强大,甚至可以泰然面对市场的“冷遇”,护持自己的艺术真诚。可惜的是当市场“冷遇”真的到来时,这位蒙古族汉子却抵挡不住了,终于放弃了自己的艺术天性,以“贱贱的萌态”恶搞中华民族的伟大诗人陶渊明,顺应“市场营销”与“大众消费”,换来自己的“热遇”,即一般歌手梦寐以求的“轰动效应”。

  如果是另一位歌手上演了这幕“桃花源”的闹剧,我可能只会付诸一笑。然而不幸的是,腾格尔是我特别看重的歌唱艺术家腾格尔,是写出《天唱》这样的好书的腾格尔,于是我不得不写下上述这些话。

  市场对于艺术的威压是如此之大,强悍如腾格尔者仍然不能不放弃自己的初衷,我在对他施加上述指责后,仍然对他充满同情。在他重逢“热遇”之际,我只是想提醒他以及所有拥有自己艺术天性的歌者:有为有所不为,无为而无不为。(收集:若夫)
责任编辑:新闻编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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